巴黎 米歇尔·福柯广场,摄/阿黛

吉约姆·贝隆:文学博士,著有《话语的焦虑——巴特和福柯在法兰西公学院》(格勒诺布尔大学文学与语言学出版社,2012年)。
本文原载于《人文科学》2014年5-6月,第19期特刊16-17页。
翻译/Finikz,校对/阿黛,首发于微信公众号【思想史札记】(微信号:sixiangshizhaji)

在课堂上,福柯寻找他的角色。他不愿化身为威严的导师,但他也不喜欢1968年后混乱和平等的氛围。

对米歇尔·福柯来说,教学意味着什么?

他在两种需求之间左右为难。一方面,他希望最大程度地传播自己的理念。另一方面,一想到大众,他又觉得从中看到了截然相反的东西。度过巴黎高师、克莱蒙费朗和突尼斯的教学生涯后,他执掌了从68年五月的激情中诞生的万森纳实验大学(Université Expérimentale de Vincennes,巴黎第八大学前身)哲学系。他对现场的革命骚动和时而混乱并不感到十分自在。机会一来,他就离职去了法兰西公学院(Collège de France)当教授。我们重读他的就职演说《话语的秩序》(1971年)可以发现,那里也没有让他完全满意。他似乎对自己被学院和大众当成“大师”感到焦虑。这对于一个把所有话语都看作是某种“话语警察”的人来说很正常:他不想成为一个权力的象征。这种双重性贯穿他的整个教学生涯。

这种“焦虑的话语”是怎么表现出来的?

不应把“世俗现象”变成向全民免费开放的公开课,这是法兰西学院的规定。要记得,福柯在1970年代是名符其实的明星:他的论文《词与物》(1966)是人们在夏天度假时躺在海滩上读的畅销书……这是一个特别丰富和多样化、喜欢围坐倾听的大众,然而有时对话并不畅顺。福柯多次尝试把谈话与大众隔离:先是调了大清早的课,然后又组织了一个有入场门槛的研讨会:听众必须撰写一份研究作业并展示他们自己的成果。这使得他被行政部门“打手板”,因为这样是与法兰西公学院的精神相违背的,必须恢复原来的形式。从1982年起,他尝试向大众推行一个问答系统,然而最后还是很恼火,譬如有个听者用“你”来称呼他。

他的著作之间有关联吗?

必须区分两个时段。直到1970年代末,课程似乎才完全独立于他此后的出版著作,并特别扎根在当下。譬如说,福柯对“惩罚的社会”的兴趣,就直接跟他刚刚建立的“监狱情报团体”(GIP)有关。相反,从1980年代起,他越来越多地使用将在其后的书写中也会用到的例子。尤其是他分析客体的阐释或他者的统治时,也正回应了《性史》(卷三,1976-1984)里的论题。有趣的是,二者之间有中断:福柯在1977年享受了一个休假年,之后的八年再也不发表东西。他仍梦想着辞职然后靠版税过活。他的理想仿佛最终未能达到,虽然他已经到达了一个知识分子难以企及的高峰。

他为什么拒绝在身后发表其课程?

珍贵的福柯手稿文献证明了他对文本的无数次重写,以及他是多么追求完美:他可以为了修改一个词而重写一整页。他在法兰西公学院的课程是口头的,而且必然欠缺严密:他摸索着,总是不满意其方法,经常推倒重来……此外,他的公开演说多多少少都会精心准备和发表:他做不到每次都是最好的状态。在临终的时候,他在遗嘱里明文禁止了所有的身后出版,合法地避免身边的人对其进行“马克思·布罗德对卡夫卡的突袭”——前者把他朋友认为应该烧掉的小说编辑出版了。没有自发的使命感是很难把这些文献整理的。而且,涉及到课程的话,还得考虑在没有作者指正的情况下怎样把谈话转换为文本。

如今,这些课程是福柯著作的一个重要入口

人们读得越来越多,它们卖得越来越好。出版的成功总让我感到惊讶,因为他是一个挑剔和尖锐的作者,虽然作品是口语风格。他的课程对我来说很难把握。同时,福柯开展建构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或社会约束时,完全是基于当时的;但它们也面向现在的读者。所以,它的后代按照其本身的意志独立自主地被重新修饰;人们创造了另一个福柯,再说这也完全没问题。在世时,他就已经把自己定义为“一个工具箱”;他很好地承担了这样的理念:提出概念、开创思考路线,把它们交付给其他人来修饰、整改和延伸。最后大概就是这样。